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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远方的家:寻访在非洲边缘的打动我的中国人面孔

2019-10-09 23:54   编辑:admin   人气: 次   评论(

  穿过几个小时的草原旷野和沿途零星茅草房,车子最终抵达赞比亚西部边陲小镇一处铁皮围墙的大院,大门打开,越野车开进去。我看到一群本地人中一张带着沧桑和困惑的中国人面孔。披着冲锋衣,跳下车,“您好,不好意思来打扰您,我是从肯尼亚过来调研的......”我递上“中南屋”的名片,开始努力讲明白自己的“背景”。

  然后往往便是坐上了大或小的木桌,和这些在非洲角落的中国老乡们一起吃他们自己烧的饭,一起喝非洲的啤酒,有时还有当地酿的土酒。有时候,遇到军人背景的老乡,还要和他们一起喊“一,二,干!干!干!”我爱听他们讲他们的故事,听他们津津乐道自己的喜事,也听他们讲自己的悲伤和惶恐。

  有许多次,我都有自己穿越进入了央视四套“远方的家”节目的错觉。场景其实很相似,只是,因为到处在非洲做田野调研,我到的要更远一些——我走过的许多地方,连央视的驻非洲记者们恐怕都未曾想过到达。

  但真的是在最远的远方,最边缘的非洲角落,我往往才遇见最打动我的中国同胞和他们的细节。以至于在夜深人静时,有时会翻翻自己有接近两千个好友的微信,想一想那些在世界尽头的朋友们是否还好。

  听闻木头生意赚钱,老王随他已经六十多的哥哥几年前从江西来到赞比亚西部边陲小镇做木头贸易。这里整个镇子也就几万人左右,不少平房被被草原和茅草村落包裹。老王他们是这个镇子唯一的一家常驻中国公司。因为年纪大不会英语,他们的生意总是会遇到很多困难。作为一家小型私人企业,他们只能给翻译8000元一个月的净工资,这在非洲的中国企业里并不算高。因而,招不到好的翻译是他们最头痛的问题之一。“那些学生都不知道文凭是不是真的。要么就是学校英语,来到非洲没法用。”老王说他们撵走了好多个翻译了。

  “我儿子下个月要高考了,复读了一年,他总是真正上阵就紧张,你帮我跟他讲一讲。”老万拨通了远在江西的儿子的电话,让我作为“过来人”劝劝不要紧张。老万说在这边中国人他们也不大相信,因为会遇到其他同行来刺探他们情报。“小黄我觉得你说的是实话我才跟你讲这么多。上次说来做调研的一男一女我直接撵走了。”又不会用电脑,他们每天在这里只有不断工作,为了远方的家人。

  同样是做木头,陈大叔的生活更加刺激。在赞比亚一个没有通电也没有手机信号的,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西北边缘,他总是一个人和几十个本地人住在一片林场附近,每天监督着他们干活。每天早上3:45,他的闹钟准时响起,然后他穿着T恤,坐在拖拉机的车头,与一车的工人一起去到四十公里外的林子里伐木。他还不能打瞌睡,必须抓紧车头,否则就会从颠簸的拖拉机车头掉下来命丧巨大的车轮。

  林场的条件非常艰苦,树丛密集,有不断往鼻子里钻的飞蝇,有毒蛇,还有不断故障的机器:拖拉机一坏,陈大叔就得走上几十公里的森林夜路走出林子。如果走不出来,他还得在林子里搭块帆布就地睡觉。他还曾经和有艾滋病的黑人这么在一个“帐篷”里住了几天。现在,他平时住的是“红木房子”,一个用红木的废料搭的窝棚,几十米外就是当地乱葬岗。“每两个星期我随卡车出去一次,那会就把手机打开使劲玩因为可以出去充电。如果没车,我就边走边拦车。有的时候一天都拦不到一辆车。”他曾经拦车大半天好不容易遇见一辆摩的,说服了骑摩托车的本地人让自己来开车载他一起走——因为他不会载人。

  陈大叔原来在一个国企做,跟着那个建筑企业来到赞比亚,做了一些时间的工程。现在,他选择了转行,跟着其他的木材商人合作做生意,觉得这样更自由一些。和许多在非的中国人不同,他喜欢在外面跑,总是喜欢去寻找大河。据他说,心情不好时,就喜欢坐在河边看着河水。你如果看到那时候的他,或者是看到和我在车里微笑着讲故事的他,大概想不到他和十几个当地人打架装死被拉到警察局的样子,或者是一手拿砍刀一手拿铁锹坐在木头堆上震慑工人们的样子。

  虽然西方和国内都喜欢对在非洲的华人加以“不保护环境”“不遵守法律”或者“无私奉献”“建设非洲”等符号,但是真实的中国人在非洲形象是非常丰满的。就如陈大叔,爱好养动物的他曾经将一只小乌龟塞到袜子里带回国内。这确实是违法的;但另一方面,在原来的工地,当其他的中国工友想要吃他养的那四只脸盆大的山地乌龟时,他坚决拒绝。后来一只乌龟被工地的石头砸裂了壳,还被黑人小孩扔到了水池里,快淹死了,陈大叔见状二话不说跳到水池里把乌龟捞出来,放回草地上。

  华人在非洲的生活,一方面,离首都越远条件往往越艰苦,另一方面,还得看你在的是什么国家。

  刚果金东北小镇,一个有点老旧但是房屋草坪都整洁的院子里,外派来的吴大叔常常是一个人驻守着某家中国建筑企业的基地。他其实不是没想过回去,但是公司并不轻易允诺——不是那么容易能找到人来这里替代他的。偌大的院子里,只有几只小羊与他相伴。如果说刚果金是非洲最乱的国家之一,刚果金东部就是至今外派还能拿“战争补贴”的地方。这里的小镇,你要面对凶残的劫犯,还有同样凶残的警察。雨季,这里的大雨下起来就像天塌了一样,巨大的闪电不时劈进附近的森林,带来了营地的停电。如果是在那样的境地,你只能站在门口,背对着一屋子黑暗,环绕着各种叫不出名字的大飞虫,面对着带着闪电亮度的大雨与夜色。出于无聊,他曾经养过一只黑人卖的大猩猩当宠物,但是后来被举报,被政府部门收走了。

  湖南李大哥的同事差点死了。打摆子,或者叫疟疾。从河边的金矿营地送到吴大叔这里的医疗站,他已经休克了过去。淘金的人多像他们这样,平时驻扎在刚果金的河边林地里,睡在军帐篷中,甚至是集装箱改造的房子里,面对着特别严重的蚊虫问题。打摆子治疗如果不及时,分分钟会死人。而李大哥一行,这帮刚来刚果金淘金的中国人,居然没有带医生,没有带药,三个月了也没有意识到再热也要挂蚊帐——其实很多来非洲的中国人,之前压根没出过国,更不知道自己要去的非洲国家是什么样子。

  数日后,病好了。李大哥一行又回到林子里去了,去调试他们的设备,希望这里能挖到金子。离开有网络的小镇前,李大哥和家里的老婆孩子用微信视频。他的女儿才两三岁,还很小,李大哥抽着烟看着她们笑得很灿烂。李大哥喜欢西装革履,喜欢抽烟,他总是说“男人就要会抽烟才行”。刚果金丛林,河边,那里大概是世界上最容易被蚊子咬得疟疾的地方。刚到刚果金东部时,我询问一个朋友介绍的中国人的事情,别人告诉我:那个人啊,去年死了,疟疾。

  嗯是的,除了看离首都远近,看国家,还看行业。中国人在非洲,淘金大概是最危险的行业之一了。

  小张90年生的,广西人,总是带着清新的笑容,他现在在刚果金北部小镇,但是原来在加纳淘金。那天赤膊在院子里聊天时他告诉我,当时加纳政府决定驱逐非法淘金而污染环境的中国人时,军警围剿他们,他一手拿着冲锋枪,背上背着金子,跑上山躲进森林。“背后是机关枪扫射,没打中,哈哈。”他笑。和那时比,在刚果金他觉得已经不算很乱了,尤其最近没开工,照顾着树上掉下来的小猫头鹰,他今天的日子与在加纳比,特别平淡地流动着。“我们已经养大了好几只了,都飞走了。”他笑。

  停笔吧,暂停回忆这些回忆不完的故事与遇见。笔记本马上没电了,也没地方可以充电。准备合上笔记本,继续自己在赞比亚西部的旅途,准备去遇见更多的远方的同胞,他们的梦想,他们的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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